1886年，一名身穿中国长衫炒股配资资金，名叫荒尾精的日本青年经常出现在汉口街头。
他自称是来华经商的日侨，日常出入茶楼酒肆，与各地来的商人攀谈。
然而，他的实际身份其实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间谍，他落脚的地方是汉口一家名为乐善堂的药铺，那是日本人在华中设立的第一个情报据点。
从那一刻算起，日本以民间身份为掩护的对华情报活动，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
乐善堂以卖药为名，在北京、天津、重庆、福州等地陆续开设分号，店员们在推销药品的过程中，详细记录各地的山川地理、驻军布防和物资流通情况。
1890年，荒尾精又在上海开设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对外宣称培养中日贸易人才，实际上是一所间谍训练学校。
首批选拔的150名学生经过三年培训，有90人毕业，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们几乎全部被派往战场。
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后，它的办学思路被另一所学校继承下来。190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南京创办东亚同文书院，后迁至上海。
这所学校表面上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教育机构，实质上是一所培训“中国通”式情报人员的间谍学校。
从1900年到1945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参与中国调查的超过5000人次，旅行路线多达700余条，覆盖了除西藏之外的中国所有省份。
书院学生绘制的军用地图精度极高，连沿途重要地段的每一棵树、每一间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从缴获的日军地图中发现，对方的测绘比自己的还要精准。这些调查成果不是学生的个人作业，它们被系统地汇总上报，直接服务于日本军部和外务省的对华决策。
而与东亚同文书院几乎同时运作的，是满铁调查部。
1906年，日本在东北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外是一家经营铁路的民营企业，实际承担着为日军搜集情报的特务职能。
满铁调查部的规模远超一般人的想象，鼎盛时期情报收集人员达到4500人，其中专门负责对华情报搜集与宣传的有2000多人，调查队伍中大量使用退役军人。
他们伪装成小商贩、医生或学者，以“浪人”身份在中国活动，搜集的情报细致到连某个中国官员“性格温厚笃实，喜爱盆景、书画、古董、小鸟，不吸烟不饮酒”这样的信息，都被详细记录在案。
满铁调查部存在近四十年，积累了6200多份调查报告和50多万份调查资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
1945年日本战败后，满铁和东亚同文书院被勒令关闭，但日本对华情报活动的组织传统和人员网络并没有一同消失。
东亚同文书院的部分教师回到日本后，在爱知县丰桥市创立了爱知大学。
战后日本宪法规定国家放弃以武力威胁他国，情报工作失去了战前那种军方主导的形态，转而由大型企业尤其是综合商社承担起搜集海外经济情报的主要职能。
比如三菱商社在全球设有两百多个办公室，每天搜集的商业和竞争信息超过3万条。
三井物产从世界各地发回总部的电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平均每天就有2万封左右，公司为此维持着40万公里的专线电信网。
伊藤忠商社则将重点瞄准中国，至1997年已在中国设立了230个合资企业和21个联络处，联络处有70多名日本雇员和360多名中国雇员，该公司甚至声称在华的情报资源超过许多国家政府。
进入21世纪，以民间身份为掩护的情报活动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2023年3月，安斯泰来制药驻华高管西山宽在北京被拘留，2025年7月被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西山宽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曾担任中国日本商会副会长，频繁以“推动中日医疗合作”的名义出席各类活动。
经查实，他在2019年至2022年间通过加密邮件和境外服务器，向日本情报机构传输了12项核心研发资料，涉及5个国家级新药项目。
安斯泰来的前身山之内制药在二战期间就是日军的军需药品供应商，战后长期承接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研发项目，与官方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种企业外壳与官方内核的结合方式，与一百多年前乐善堂以药铺为掩护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手段更加精细、周期更加漫长。
除此之外，非法测绘是另一条持续了百年的渗透。
2007年，两名日本人以考古研究的名义在江西南丰、鹰潭、上饶等地擅自测绘。
2010年，一名日本公民以旅游和考察为名，携带手持GPS设备在新疆塔城地区进行测绘，涉及85个军事管理区。
2017年，一名七十多岁的日本男子在山东烟台以开发温泉为由进行地质调查，被以窃取国家秘密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这些人身份各异，有公司职员，有学者，也有退休人员，但他们进入中国的名义都很“正常”：旅游、考察、学术研究。
这是日本对华情报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依赖少数专业间谍，而是将情报搜集功能嵌入到大量普通人的日常活动中，让识别和防范变得格外困难。
据公开报道统计，自2015年中国反间谍法修订以来，至少17名日本公民因涉嫌在华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留，其中9人被以间谍罪判刑。
2026年7月，日本将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为“国家情报局”，赋予其跨部门统筹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机构情报的职能，决策层由首相亲自牵头。
而日本媒体在报道这一调整时，普遍将其与中国方向的情报需求联系在一起。
从1886年荒尾精在汉口开设乐善堂算起，日本的对华情报活动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
组织形式从军方主导的间谍机构演变为企业、学术团体和民间交流交织的复合网络炒股配资资金，搜集对象从军事地形图扩展到医药数据、科研成果和产业链信息，但底层逻辑始终未变：用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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